(五百二十二)报纸大论战
在这些“荣誉证书”上,李鸿章还特意用了“曲笔”,注明“饱学鸿儒,可与前朝举子并耀”的字样,那意思就是说,这些老头子要是放在前朝,他们就“相当于”是举人
这帮老头得到“文曲宝星”勋章和“荣誉证书”后,一个个果然大喜过望,千恩万谢的回去了,这个“乞赐举人”的事情,就算让李鸿章就这么揭过去了。
孙纲知道了老狐狸的“处理”办法后,有一种忍不住想笑的感觉。
现在,李鸿章也和他一样,学会“糊弄”了。
事后李鸿章对孙纲说,这样的事情一般都很棘手,因为这些老家伙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如果处理不好,众口铄金之下,很容易留下“话柄”,反正他们想要的不外乎是些华而不实的“虚名”,以“授勋”的方式打他们,也不花费什么本钱,就多给他们几个好了。
因为这“文曲宝星”勋章其实是铜镀金做的,多些也没什么关系,也不心疼。而正式的“双龙宝星”勋章则都是赤金做的,李鸿章可是不会就这么样的大把送给不相干的人的。
老狐狸在这方面,一向是十分精明的。
但通过这件事,李鸿章和孙纲等人也意识到了这个“传统旧观念”的扭转不易,因此从那时起,他们就加大了国内教育制度的改革力度。
在梁启、谭嗣同及严复等人的努力下,“民不读书,罪其父母;村无公学。责其官长”地强制义务教育制度,以及普及识字率和扫除文盲等活动,在中国各地轰轰烈烈的推行了起来。
而在礼部(以及孙纲的爱妻马)的倡导之下,借鉴原来外国教会开办的“育婴堂”的经验,中国的“幼儿园”制度也一点点的建立起来。
自己的孩子,现在就和在历次对外反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北洋海6军将士遗孤一起,在读幼儿园。
为了最大程度地把中华传统文化纳入现行地教育轨道。在孙纲地暗示下。以梁启、谭嗣同、严复和郑观应等一批中国思想文化地先行者们。在中国地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地大论战。其最终目地。是为了提高军人在民众心目中地地位。“以优秀军人为侪民之表率”。通过优秀地军人为民众建立学习地榜样。达到提高中国普通民众地尚武精神。借以唤醒国民意识。
而这场论战地涉及范围之广。“参战”地各界人士之多。也是孙纲事先根本没有想到地。
这场规模宏大地论战。其实是从《京华日报》上一位名不见经转地人表地文章开始地。
这篇文章是这么写地:“吾中国自古以来即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古谚。虽穷乡僻野之愚夫愚妇。亦常道之。而长者每持此以为警励后生之格言。呜呼!兵者。国家之干城也。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若兵也。捐死生。绝利欲。弃人生之所乐。而就人生之所苦。断一人之私。而济一国之公。仁有孰大于兹者?而乃以贱丈夫目之。不亦奇乎!余曾亲历欧美。见欧美之风俗。凡从军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重视之。而日本社会上之于军人也。敬之礼之。惟恐不及。其入营也。亲族邻里醵资以馈之。交树长帜以祝之。厚宴以飨之。赠言以励之。子弟之从军也。父母以为荣。兄长以为乐。游幸登临之地。军人可半额而入之;饮食衣服之肆。于军人则稍廉其值。其行军于野也。则乡人曲意优待之如宾。苟临战而遁逃避匿。或作非行以损全军之名誉。一经屏斥。则父母、兄弟、邻里、亲族引为深耻奇辱。生者有生之辱。无死之荣。是以从军者有从军之乐。而有玷名辱国之畏。故当出乡之日。诀别于其亲曰:此身已非父母有矣。盖有入军即以此身许国之意也。呜呼!他国之至为重视者。而吾国视为至贱。若以吾国之贱丈夫。而与彼劲悍无前之国民兵战。其能胜之乎?是犹投卵于石。热雪于炉而已。吾国自清末以来。每有战事。败多胜少。即此类也。
“我华夏各族。以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俯帖耳。呻吟于异族之下。奴颜隶面。恬不为耻。周之于西戎。汉之于匈奴。晋之于五胡。唐之于突厥。宋之于金辽。明之于清。清之于英法俄德日本。二千馀年以来。鲜不为异族所践踏。铁蹄之所向。中原为丘墟。风所及。如瓦之解。如冰之消。长城以北之地。俨为蛮族一大游牧场。呜呼!举国皆如嗜鸦片之学究。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
这篇文章是一位署名为“神州自由生”地人所做。在《京华日报》上一经表。立刻掀起来了轩然大波。
其实,孙纲仔细看完这篇文章后,觉得这位作者写的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国民之战斗力,保国之大经也。一国之内,地有文武之差,民有勇怯之别,如泰西之壮武,中华之文弱是也。天下之大,种族之多,国民有勇怯文武之差异,故亦理势之当然矣。自历史上之陈迹征之,我中华之民系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系好利之民,而非好战之民。近世我国无论内外,凡交兵少有得胜之役,其近因虽多,而其远因实在吾国人之性情也。”
“日人有言曰: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呜呼!此日本所以独力战胜强俄而不免于亡国也欤?日本之国制,昔为封建,战争之风,世世相承,刚武不屈之气,弥满三岛。蓄蕴既久,乃铸成一种天性,虽其国之儿童走卒,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大和魂者,日本尚武精神之谓也。日本区区三岛,其面积与人口,遥不及我四川一省;而国内山岳纵横,无大川、长河,故交通之道绝;举全国财力,仅及百二十万万,其民之贫乏无状,可以概见。然而能出精兵数十万,拥舰队与我华夏争锋,败后犹能力敌强俄侵陵,军卒战迹遍亚非两洲,其国虽危而不亡,何也?盖由其国人之脑质中,含有此种特别之天性而已。”
作者关于中国国民性情的探究,以及拿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做比较,分析的可以说十分深刻,证明作者是一个“学贯中西,见识广阔”的人。
但由于这篇文章言辞犀利如刀,直指占华夏各民族最多数的汉族的缺点,可以说揭了很多持“传统优越论”的人的伤疤,所以立即引来了“千夫所指”。
很快,《北华捷报》就刊登了另外一篇批驳的文章,“古语云,兵凶战危,我华夏千年文物,礼仪之邦,从不恃强凌弱,盖兵端一开,不能骤解,君民皆大受其苦。自唐时有藩镇之祸,延成五代十国,天下尽裂于称王称帝奸雄之手,及宋太祖开一代之先,行偃武修文之策,以兵祸之惨,不忍令再现也。凡我华夏汉族所立诸朝,天下大定之后,莫不崇文抑武,盖武人专以强力争胜为能,为一已之私,祸乱天下,非以文制武不可也。观西国之军,亦听国会议院之号令,当国者欲对外用兵,国会议院不准,则不能成行,亦此类也。日本以军国为先,且尽行西国兵法,然两败于我,险亡于英法俄德四国,何也?而我国驱法、败日、逐俄,岂全彼军人之力乎?甲午之役,望敌而走之将,不乏其人;一触即溃之兵,所在多有;以葺尔小邦之鲜例,比我华夏千年大国,一叶障目,可谓过矣,日人谓我汉人怯懦,而卫青、霍去病之属,岳武穆、文天祥之流,岂非汉人也欤?盖近世无识之人,每以菲薄先人为能,而不思身之根本。若举国皆为此辈,则我华夏亡无日矣。”
也不知是谁写的这篇文章(作者署名叫“萃云楼主”,怎么听着感觉和“丽春院”差不多呢?),反正孙纲看完后,感觉是有强辞夺理扣大帽子上纲上线的嫌疑。
这篇反驳的文章一经表,立刻就有很多人“跟风而上”,大有不把“神州自由人”斗翻在地就不算完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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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老头得到“文曲宝星”勋章和“荣誉证书”后,一个个果然大喜过望,千恩万谢的回去了,这个“乞赐举人”的事情,就算让李鸿章就这么揭过去了。
孙纲知道了老狐狸的“处理”办法后,有一种忍不住想笑的感觉。
现在,李鸿章也和他一样,学会“糊弄”了。
事后李鸿章对孙纲说,这样的事情一般都很棘手,因为这些老家伙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如果处理不好,众口铄金之下,很容易留下“话柄”,反正他们想要的不外乎是些华而不实的“虚名”,以“授勋”的方式打他们,也不花费什么本钱,就多给他们几个好了。
因为这“文曲宝星”勋章其实是铜镀金做的,多些也没什么关系,也不心疼。而正式的“双龙宝星”勋章则都是赤金做的,李鸿章可是不会就这么样的大把送给不相干的人的。
老狐狸在这方面,一向是十分精明的。
但通过这件事,李鸿章和孙纲等人也意识到了这个“传统旧观念”的扭转不易,因此从那时起,他们就加大了国内教育制度的改革力度。
在梁启、谭嗣同及严复等人的努力下,“民不读书,罪其父母;村无公学。责其官长”地强制义务教育制度,以及普及识字率和扫除文盲等活动,在中国各地轰轰烈烈的推行了起来。
而在礼部(以及孙纲的爱妻马)的倡导之下,借鉴原来外国教会开办的“育婴堂”的经验,中国的“幼儿园”制度也一点点的建立起来。
自己的孩子,现在就和在历次对外反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北洋海6军将士遗孤一起,在读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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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场论战地涉及范围之广。“参战”地各界人士之多。也是孙纲事先根本没有想到地。
这场规模宏大地论战。其实是从《京华日报》上一位名不见经转地人表地文章开始地。
这篇文章是这么写地:“吾中国自古以来即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古谚。虽穷乡僻野之愚夫愚妇。亦常道之。而长者每持此以为警励后生之格言。呜呼!兵者。国家之干城也。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若兵也。捐死生。绝利欲。弃人生之所乐。而就人生之所苦。断一人之私。而济一国之公。仁有孰大于兹者?而乃以贱丈夫目之。不亦奇乎!余曾亲历欧美。见欧美之风俗。凡从军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重视之。而日本社会上之于军人也。敬之礼之。惟恐不及。其入营也。亲族邻里醵资以馈之。交树长帜以祝之。厚宴以飨之。赠言以励之。子弟之从军也。父母以为荣。兄长以为乐。游幸登临之地。军人可半额而入之;饮食衣服之肆。于军人则稍廉其值。其行军于野也。则乡人曲意优待之如宾。苟临战而遁逃避匿。或作非行以损全军之名誉。一经屏斥。则父母、兄弟、邻里、亲族引为深耻奇辱。生者有生之辱。无死之荣。是以从军者有从军之乐。而有玷名辱国之畏。故当出乡之日。诀别于其亲曰:此身已非父母有矣。盖有入军即以此身许国之意也。呜呼!他国之至为重视者。而吾国视为至贱。若以吾国之贱丈夫。而与彼劲悍无前之国民兵战。其能胜之乎?是犹投卵于石。热雪于炉而已。吾国自清末以来。每有战事。败多胜少。即此类也。
“我华夏各族。以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俯帖耳。呻吟于异族之下。奴颜隶面。恬不为耻。周之于西戎。汉之于匈奴。晋之于五胡。唐之于突厥。宋之于金辽。明之于清。清之于英法俄德日本。二千馀年以来。鲜不为异族所践踏。铁蹄之所向。中原为丘墟。风所及。如瓦之解。如冰之消。长城以北之地。俨为蛮族一大游牧场。呜呼!举国皆如嗜鸦片之学究。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
这篇文章是一位署名为“神州自由生”地人所做。在《京华日报》上一经表。立刻掀起来了轩然大波。
其实,孙纲仔细看完这篇文章后,觉得这位作者写的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国民之战斗力,保国之大经也。一国之内,地有文武之差,民有勇怯之别,如泰西之壮武,中华之文弱是也。天下之大,种族之多,国民有勇怯文武之差异,故亦理势之当然矣。自历史上之陈迹征之,我中华之民系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系好利之民,而非好战之民。近世我国无论内外,凡交兵少有得胜之役,其近因虽多,而其远因实在吾国人之性情也。”
“日人有言曰: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呜呼!此日本所以独力战胜强俄而不免于亡国也欤?日本之国制,昔为封建,战争之风,世世相承,刚武不屈之气,弥满三岛。蓄蕴既久,乃铸成一种天性,虽其国之儿童走卒,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大和魂者,日本尚武精神之谓也。日本区区三岛,其面积与人口,遥不及我四川一省;而国内山岳纵横,无大川、长河,故交通之道绝;举全国财力,仅及百二十万万,其民之贫乏无状,可以概见。然而能出精兵数十万,拥舰队与我华夏争锋,败后犹能力敌强俄侵陵,军卒战迹遍亚非两洲,其国虽危而不亡,何也?盖由其国人之脑质中,含有此种特别之天性而已。”
作者关于中国国民性情的探究,以及拿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做比较,分析的可以说十分深刻,证明作者是一个“学贯中西,见识广阔”的人。
但由于这篇文章言辞犀利如刀,直指占华夏各民族最多数的汉族的缺点,可以说揭了很多持“传统优越论”的人的伤疤,所以立即引来了“千夫所指”。
很快,《北华捷报》就刊登了另外一篇批驳的文章,“古语云,兵凶战危,我华夏千年文物,礼仪之邦,从不恃强凌弱,盖兵端一开,不能骤解,君民皆大受其苦。自唐时有藩镇之祸,延成五代十国,天下尽裂于称王称帝奸雄之手,及宋太祖开一代之先,行偃武修文之策,以兵祸之惨,不忍令再现也。凡我华夏汉族所立诸朝,天下大定之后,莫不崇文抑武,盖武人专以强力争胜为能,为一已之私,祸乱天下,非以文制武不可也。观西国之军,亦听国会议院之号令,当国者欲对外用兵,国会议院不准,则不能成行,亦此类也。日本以军国为先,且尽行西国兵法,然两败于我,险亡于英法俄德四国,何也?而我国驱法、败日、逐俄,岂全彼军人之力乎?甲午之役,望敌而走之将,不乏其人;一触即溃之兵,所在多有;以葺尔小邦之鲜例,比我华夏千年大国,一叶障目,可谓过矣,日人谓我汉人怯懦,而卫青、霍去病之属,岳武穆、文天祥之流,岂非汉人也欤?盖近世无识之人,每以菲薄先人为能,而不思身之根本。若举国皆为此辈,则我华夏亡无日矣。”
也不知是谁写的这篇文章(作者署名叫“萃云楼主”,怎么听着感觉和“丽春院”差不多呢?),反正孙纲看完后,感觉是有强辞夺理扣大帽子上纲上线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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