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0章 盛世之下的隐患
第1370章盛世之下的隐患
最终,枢密院的茶水,刘皇帝一口没喝上,便毫不留恋离开了,不过,离开之时,刘皇帝眉宇间带上了少许的愁绪,眼神深沉,目光意味难明,这是有心事的表现。
在军机房内,刘皇帝除了察问一些军政事宜之外,便是与石、曹二人就未来北境疆防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
曹彬的谨慎忧患意识,刘皇帝是很欣赏的,就如其言,开宝北伐,全取漠南,阴山以南,尽为大汉属地,疆域向北扩张了数百里,武功之盛,由此昭彰。
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朝廷守御难度也大大增加,大汉未来的北疆戍防体系,也将经受更严峻的考验。过去,在西北、在山阳,朝廷所设诸多边军、戍堡,就已经消耗了大量国力,以致于政事堂曾提议削减边军兵额,以减轻朝廷财政负担。
如今,山阳北扩,又添辽东,后续军事戍防的建设,不论是修建城池、戍堡、驿站、道路,都将继续吞噬国家的财政,这是连刘皇帝都开始感受到压力的事情。
但是,又不得不做,土地已经占领,难道还有放弃的道理,再拱手让于草原异族?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刘皇帝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这个举措就显得失当了,既有损于国威,也有损于君威。
关于对草原部族势力的政策,刘皇帝倒是心中有所考量,持续北伐,打击辽国势力,这是必然的。但覆灭辽国之后,未来草原的秩序如何,他也在思索中。
进占漠北,全据草原,刘皇帝已经不做此想法了,他怕真的把大汉给撑死了,毕竟,统治难度与统治成本,都太高了。
刘皇帝的倾向,当然是维持一个分裂的局面,大汉朝廷以一个仲裁者的身份,分化部族,扶持亲近者,打击离心者,援助弱者,打压强者。
至于像曹彬所思,要想出一套一劳永逸、长治久安的政策来,刘皇帝没有那种信心,所谓的长治久安,也是有时效的。
因此,关于边患问题,刘皇帝态度很明确,只要大汉自身强势强盛,什么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留下一套可持续的有利于朝廷的政策。
相比之下,大汉自身的问题,反而是最为关键,也最值得刘皇帝深思的。而不得不说,这么多年了,刘皇帝头一次对大汉占地过广,而感到忧虑了。
贪大求全,也往往伴随着各种负面影响,消化巩固上的困难更为严重。
从刘皇帝继位开始,励精图治,大汉就走上了一条扩张的道路,十五年时间,逐步扫平割据,收复关山。如果说一统天下,是大势所趋,顺天意,应民心,那进入开宝年之后,大汉所有的军事行动,就并不是显得那么理性了。
从开宝元年开始,西取河西,南定安南,拓吐蕃,收流求,灭大理,北伐契丹,虽然无一例外,全部取得了胜利,但是,太快了,囫囵吞枣,最终也容易噎到自身。
可以说,刘皇帝只用了二十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一系列名垂青史、光照千古的丰功伟业。但是,理性地看待,这样的武功盛世,却显得根基不牢,给人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
乾祐十五年中的统一战争,对朝廷而言,是赚到的,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来看,都是有利的。而开宝年后,每一场战争,都可以说是亏本的,朝廷付出了大量的将士伤亡,征调了上百万的民力,靡费了巨额的钱粮,也确实得到了大量的土地,但然后呢?
朝廷需要派遣官吏,需要留驻戍卒,需要考虑各地传统势力关系,需要持续的行政成本支出,以巩固对这些新占土地的统治,然而收益呢?可以说,几乎没有!
河西、辽东,关乎到大汉战略安全,具备极高军事价值,投入再大,也值得。但相比之下,西南地区,就显得有些鸡肋了,每年的税收,连自给自足都困难,何况返哺朝廷。
而这些在短时间内,靠着大汉强盛军力征服的土地、部族,对大汉有多少忠诚,是否真心臣服朝廷,这一点,刘皇帝并不乐观。
时下,大汉国力强盛,兵锋锐利,所向披靡,横扫东亚无敌手,所有势力、所有部族,纵然有所不满,也只能恭敬蛰伏,拜倒臣服,做大汉的良臣顺民。
但长久之后呢,一旦大汉出现什么问题,一旦大汉对这些地方的统治难以维持,他们会不会趁隙背叛,造反作乱?对此,刘皇帝心中自然是有个答案,虽然这个答案有些让人难以接受罢了。
就目前而止,大汉对于广大西南地区的统治,实际上也只处于一种勉励维持的局面,各有各的困难,各有各的麻烦,不论是大理还是安南,抑或是被收纳入大汉体系的部分吐蕃部族,骚乱反抗都没停止过,虽然都被镇压了,但也显示出大汉对这些地区统治力的薄弱。
云南王仁赡、安南田钦祚,这几年都快成为屠夫了,为维护朝廷的统治,他们与麾下将士,都成为双手染满当地人鲜血的刽子手了。
土司制在西南地区,已经基本铺展开来了,优厚的待遇,足够的权力利益,也确实招徕了大量部族与地方旧势力。但这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不可能面面俱到,满足所有人的利益,那些不满的,免不了武力相抗。
即便在王仁赡的带领下,率领那些亲近臣服朝廷的土司们,对不臣者大加征讨镇压,终究对官府的统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地方治安秩序遭到破坏。血腥与杀戮,也往往滋生仇恨与不安,助长敌对情绪,但又不得不做。
而安南的田钦祚,就更加强硬,他本就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动起手来也更加残酷无情,安南那些当地势力,简直不被他当人看,敢有违逆,动辄杀戮。
如此几年下来,云南、安南两地的情况,确实逐渐转好,敢于直接反对朝廷统治的势力也少了,但这也意味着,反抗者只是暂时隐藏起来了,不满者低头臣服,但矛盾与仇视依旧存在,愤怒或许更在积攒,只待爆发的一日。
而像西南这种山高路远、林深险阻的僻远之地,同朝廷的联系,也十分艰难,正常的军政命令往来,麻烦且费时,效率极其低下,这样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当地统治,巩固朝廷权威,绝对是一大考验。
至于像流求这样的海外领土,就更不用提了,若不是这些年,每年都有使来朝,进献方物,上奏政情,只怕朝廷诸公,都不会想起有这么一块地方,上边有大汉的官员与戍卒。
也就是近些年来,大汉海运发达,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商业贸易频繁,加深了流求与东南沿海道州的联系。即便如此,流求也是被常年被忽视的对象。
近些年中,大汉的边防压力,也不只在北边,西南,尤其是云南、安南之地,也是一部分,虽然与漫长的北部疆防难以并论,但两道也留有近三万的戍卒,考虑到交通上的困难,军费开支就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些情况,刘皇帝此前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此番北伐之后,当枢密院重新拟定的北方军事防御体系出来之后,他开始深入联想了。
想得越多,头越疼,忧患意识也更加深重。自古以来,因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与过重的边防压力,使得朝廷负担过重,国家陷入苦难,以致动乱危亡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虽然刘皇帝自身不愿意往那方面想,但他也知道,也目前大汉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可保一时的平安,却难策完全。不说百年之后,就是三五十年,再近一点,哪怕他再当二十年皇帝,也不敢保证他在位期间,帝国就真的四海升平,相安无事。
打江山固难,守江山更难,刘皇帝对此,也有了更加深彻的体会。
或许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大汉如今强盛辉煌的表面之下,却存在有巨大的隐患与不足,还是扩张太速,根基不固,带来的影响。大汉如今,就是摊子铺得太大,收拾起来困难。而不管哪一方面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连锁反应,甚至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过去,在不断的胜利滋养下,刘皇帝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过这些问题,但如今,不得不忧患于前了。
即便如此,接下来大汉的军事行动,却仍旧不会停止。像契丹辽国,难以化解血海深仇,不管从哪方面考虑,都没有放纵仇雠的可能,不将之覆灭,刘皇帝也难安。
至于西域,刘皇帝或许没有那么迫切的征服欲望,但时势所逼,私情之念,又不得不遣兵向西。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刘皇帝已没有多少继续对外扩张的想法了,大汉已然扩张过热了,却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就拿同黑汗国的敌对来说,便属于受迫之下的交锋,即便刘皇帝心中不那么希望战争了,却也没有谈和的道理,大汉岂能折节于区区黑汗,刘皇帝又岂是轻与言和之辈?
况且,即便与之议和了,双方罢战,划地自守,那是不是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呢?蓦然回首,大汉这辆战车,似乎真的难以停下,只能继续前进。但是,终点在何处呢?
作为舵手,刘皇帝并不认为自己在杞人忧天,也越发感觉到了风险。二十三年了,他打下了一个无比庞大强盛的帝国,功盖秦汉隋唐,本该安享盛世成果了,却发现,新的危机,新的挑战,已然摆在面前,就挡在大汉前进的道路中央。
这,无疑让刘皇帝备感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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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枢密院的茶水,刘皇帝一口没喝上,便毫不留恋离开了,不过,离开之时,刘皇帝眉宇间带上了少许的愁绪,眼神深沉,目光意味难明,这是有心事的表现。
在军机房内,刘皇帝除了察问一些军政事宜之外,便是与石、曹二人就未来北境疆防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
曹彬的谨慎忧患意识,刘皇帝是很欣赏的,就如其言,开宝北伐,全取漠南,阴山以南,尽为大汉属地,疆域向北扩张了数百里,武功之盛,由此昭彰。
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朝廷守御难度也大大增加,大汉未来的北疆戍防体系,也将经受更严峻的考验。过去,在西北、在山阳,朝廷所设诸多边军、戍堡,就已经消耗了大量国力,以致于政事堂曾提议削减边军兵额,以减轻朝廷财政负担。
如今,山阳北扩,又添辽东,后续军事戍防的建设,不论是修建城池、戍堡、驿站、道路,都将继续吞噬国家的财政,这是连刘皇帝都开始感受到压力的事情。
但是,又不得不做,土地已经占领,难道还有放弃的道理,再拱手让于草原异族?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刘皇帝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这个举措就显得失当了,既有损于国威,也有损于君威。
关于对草原部族势力的政策,刘皇帝倒是心中有所考量,持续北伐,打击辽国势力,这是必然的。但覆灭辽国之后,未来草原的秩序如何,他也在思索中。
进占漠北,全据草原,刘皇帝已经不做此想法了,他怕真的把大汉给撑死了,毕竟,统治难度与统治成本,都太高了。
刘皇帝的倾向,当然是维持一个分裂的局面,大汉朝廷以一个仲裁者的身份,分化部族,扶持亲近者,打击离心者,援助弱者,打压强者。
至于像曹彬所思,要想出一套一劳永逸、长治久安的政策来,刘皇帝没有那种信心,所谓的长治久安,也是有时效的。
因此,关于边患问题,刘皇帝态度很明确,只要大汉自身强势强盛,什么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留下一套可持续的有利于朝廷的政策。
相比之下,大汉自身的问题,反而是最为关键,也最值得刘皇帝深思的。而不得不说,这么多年了,刘皇帝头一次对大汉占地过广,而感到忧虑了。
贪大求全,也往往伴随着各种负面影响,消化巩固上的困难更为严重。
从刘皇帝继位开始,励精图治,大汉就走上了一条扩张的道路,十五年时间,逐步扫平割据,收复关山。如果说一统天下,是大势所趋,顺天意,应民心,那进入开宝年之后,大汉所有的军事行动,就并不是显得那么理性了。
从开宝元年开始,西取河西,南定安南,拓吐蕃,收流求,灭大理,北伐契丹,虽然无一例外,全部取得了胜利,但是,太快了,囫囵吞枣,最终也容易噎到自身。
可以说,刘皇帝只用了二十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一系列名垂青史、光照千古的丰功伟业。但是,理性地看待,这样的武功盛世,却显得根基不牢,给人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
乾祐十五年中的统一战争,对朝廷而言,是赚到的,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来看,都是有利的。而开宝年后,每一场战争,都可以说是亏本的,朝廷付出了大量的将士伤亡,征调了上百万的民力,靡费了巨额的钱粮,也确实得到了大量的土地,但然后呢?
朝廷需要派遣官吏,需要留驻戍卒,需要考虑各地传统势力关系,需要持续的行政成本支出,以巩固对这些新占土地的统治,然而收益呢?可以说,几乎没有!
河西、辽东,关乎到大汉战略安全,具备极高军事价值,投入再大,也值得。但相比之下,西南地区,就显得有些鸡肋了,每年的税收,连自给自足都困难,何况返哺朝廷。
而这些在短时间内,靠着大汉强盛军力征服的土地、部族,对大汉有多少忠诚,是否真心臣服朝廷,这一点,刘皇帝并不乐观。
时下,大汉国力强盛,兵锋锐利,所向披靡,横扫东亚无敌手,所有势力、所有部族,纵然有所不满,也只能恭敬蛰伏,拜倒臣服,做大汉的良臣顺民。
但长久之后呢,一旦大汉出现什么问题,一旦大汉对这些地方的统治难以维持,他们会不会趁隙背叛,造反作乱?对此,刘皇帝心中自然是有个答案,虽然这个答案有些让人难以接受罢了。
就目前而止,大汉对于广大西南地区的统治,实际上也只处于一种勉励维持的局面,各有各的困难,各有各的麻烦,不论是大理还是安南,抑或是被收纳入大汉体系的部分吐蕃部族,骚乱反抗都没停止过,虽然都被镇压了,但也显示出大汉对这些地区统治力的薄弱。
云南王仁赡、安南田钦祚,这几年都快成为屠夫了,为维护朝廷的统治,他们与麾下将士,都成为双手染满当地人鲜血的刽子手了。
土司制在西南地区,已经基本铺展开来了,优厚的待遇,足够的权力利益,也确实招徕了大量部族与地方旧势力。但这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不可能面面俱到,满足所有人的利益,那些不满的,免不了武力相抗。
即便在王仁赡的带领下,率领那些亲近臣服朝廷的土司们,对不臣者大加征讨镇压,终究对官府的统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地方治安秩序遭到破坏。血腥与杀戮,也往往滋生仇恨与不安,助长敌对情绪,但又不得不做。
而安南的田钦祚,就更加强硬,他本就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动起手来也更加残酷无情,安南那些当地势力,简直不被他当人看,敢有违逆,动辄杀戮。
如此几年下来,云南、安南两地的情况,确实逐渐转好,敢于直接反对朝廷统治的势力也少了,但这也意味着,反抗者只是暂时隐藏起来了,不满者低头臣服,但矛盾与仇视依旧存在,愤怒或许更在积攒,只待爆发的一日。
而像西南这种山高路远、林深险阻的僻远之地,同朝廷的联系,也十分艰难,正常的军政命令往来,麻烦且费时,效率极其低下,这样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当地统治,巩固朝廷权威,绝对是一大考验。
至于像流求这样的海外领土,就更不用提了,若不是这些年,每年都有使来朝,进献方物,上奏政情,只怕朝廷诸公,都不会想起有这么一块地方,上边有大汉的官员与戍卒。
也就是近些年来,大汉海运发达,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商业贸易频繁,加深了流求与东南沿海道州的联系。即便如此,流求也是被常年被忽视的对象。
近些年中,大汉的边防压力,也不只在北边,西南,尤其是云南、安南之地,也是一部分,虽然与漫长的北部疆防难以并论,但两道也留有近三万的戍卒,考虑到交通上的困难,军费开支就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些情况,刘皇帝此前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此番北伐之后,当枢密院重新拟定的北方军事防御体系出来之后,他开始深入联想了。
想得越多,头越疼,忧患意识也更加深重。自古以来,因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与过重的边防压力,使得朝廷负担过重,国家陷入苦难,以致动乱危亡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虽然刘皇帝自身不愿意往那方面想,但他也知道,也目前大汉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可保一时的平安,却难策完全。不说百年之后,就是三五十年,再近一点,哪怕他再当二十年皇帝,也不敢保证他在位期间,帝国就真的四海升平,相安无事。
打江山固难,守江山更难,刘皇帝对此,也有了更加深彻的体会。
或许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大汉如今强盛辉煌的表面之下,却存在有巨大的隐患与不足,还是扩张太速,根基不固,带来的影响。大汉如今,就是摊子铺得太大,收拾起来困难。而不管哪一方面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连锁反应,甚至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过去,在不断的胜利滋养下,刘皇帝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过这些问题,但如今,不得不忧患于前了。
即便如此,接下来大汉的军事行动,却仍旧不会停止。像契丹辽国,难以化解血海深仇,不管从哪方面考虑,都没有放纵仇雠的可能,不将之覆灭,刘皇帝也难安。
至于西域,刘皇帝或许没有那么迫切的征服欲望,但时势所逼,私情之念,又不得不遣兵向西。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刘皇帝已没有多少继续对外扩张的想法了,大汉已然扩张过热了,却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就拿同黑汗国的敌对来说,便属于受迫之下的交锋,即便刘皇帝心中不那么希望战争了,却也没有谈和的道理,大汉岂能折节于区区黑汗,刘皇帝又岂是轻与言和之辈?
况且,即便与之议和了,双方罢战,划地自守,那是不是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呢?蓦然回首,大汉这辆战车,似乎真的难以停下,只能继续前进。但是,终点在何处呢?
作为舵手,刘皇帝并不认为自己在杞人忧天,也越发感觉到了风险。二十三年了,他打下了一个无比庞大强盛的帝国,功盖秦汉隋唐,本该安享盛世成果了,却发现,新的危机,新的挑战,已然摆在面前,就挡在大汉前进的道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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