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八章
光是科学城公开展示的福利,足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趋之若鹜了。
可能华国给科学家塑造的形象是澹泊名利,无私奉献。
实际上科学家和这八个字的相关度并不高,由于大脑发达,他们的欲望甚至比普通人更加强烈。
尤其是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海洋文化和文艺复兴后的思潮演变,决定了他们是一定把自我感受放在首位。
至于国家民族观念,可能有,但是在自我利益面前,可以没有。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德意志科学家、前俄国的科学家在本国失败之后,被阿美利肯大批得招揽过去。
这些科学家在本国失败之前就陆续有投奔阿美利肯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
科学城最诱惑的待遇,除了延长寿命之外,还有就是有人工智能助理,能够帮你完成很多想法上的验证和论文编写。
几乎能够负责你一切的日常和研究工作助理,随着使用磨合,能够接近百分之百的理解你的意图。
对于醉心科研的人来说,他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探索未知的领域,而不是在一些琐事上。
全球每年申请成为科学城永久居民的人数连年激增,从第一年的两百万,到今年的两千万。
主要如果是自己申请,至少得是博士。
而郑理通过虚拟现实设备扫描判断出来的,真正具有潜力和资质的人才,则没有学历的要求。
从2000年之后,全球高学历人才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即便博士学位稀少,全球的博士人数依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光是华国和阿美利肯,每年新增的博士学位数量,都在七万个左右。
当然学位不等于能力,但是对于一个供不应求的岗位来说,设置一定的门槛还是有必要的。
大企业的岗位是否真的只有985、211能干得来?
显然不是。
光是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大型央企请的顶级咨询机构,像麦肯锡之流,为他们做企业转型改造。
其中的核心诉求,就是把企业业务拆解,拆解到即便自己把所有人换成中学毕业生,也能做得来。
所以越是大企业,它的业务越流水线标准化,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其实是更低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厂的代码要比小厂的代码维护起来更容易,因为大厂在代码编写上有自己的一套规范。
既然越是大型企业,工作内容反而越简单,那为什么要设置门槛?
因为想来的人太多,通过学历这一道显性门槛,来把不符合要求的个体筛选掉。
但是同样会有不用符合显性规则的神仙。
一般来说你在一份新人入职名单里,你看到一水的清华北大,然后中间夹杂这寥寥数个燕京本地二本,心里就应该有数了。
科学城设置博士作为门槛,倒不是岗位不够,而是因为这份工作待遇太好,又缺乏明显的管理考核机制。
科学研究是本身是厚积薄发的过程,如果你做的问题过于困难,即便每天思考,也可能一辈子没有结果。
像张益唐,他如果不是做孪生素数做出了成果,其实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
在科学城不会有什么所谓的三年非升即走,没有结果就需要走。
即便是三年的考核期,也只是让你说一下这三年来的一些思考和阶段性成果。
这三年的考核期是验证你具备能力和潜力,而不是说需要你发表什么文章,需要达到多少多少的影响因子。
这样的弱约束,从先天上就避免了,以结果为导向而无意义的科研。
科学城已经运营了大概五年时间。
在这五年时间里,外界对科学城的运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希望加入到科学城去,其中某位大牛在自己的个人博客里写道:
“我很想去狮城的科学城工作。
科学城的待遇和特殊环境,只是我想去的因素之一,但是不是决定性因素。
真正让我希望去科学城工作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考核机制,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在现代的学术体系里,是完全的结果崇拜。
没有人会在乎你中学时候的成绩,没有人会在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可能唯一有点用的,是你在博士阶段跟的是哪个导师。
大家在乎的是你发表了什么论文,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影响因子是多少。
至于这些论文本身是否有意义,反而没有多少人关心。
每当一个新的方向被发现的时候,所有人关心的是这个方向又能发多少论文,然后能够在其中获得多少好处。
至于真理,科学本身的精神没有多少人关心。
大多数科研人员们追求的是写一篇能够被接受发表的论文,而非做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虽然实际上大多数论文确实没有实际用途,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这样的现象正在越来越普遍,追求真理的精神正在逐渐丧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人被迫大量撰写科学着作,那么他的学术生涯会产生知识肤浅的风险。
我在各类学术论坛中接触过非常多才华横溢的研究员,他们的思维逻辑非常敏锐,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们能够跟上的我思路,并且给我一些很有启发的建议。
但是回去之后我翻了翻他们的论文,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都没有意义,只是数字的无聊堆砌。
他们的论文和他们个人本身给我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
类似的指责在这些年里层出不穷,虽然学术界一直为这种批评声辩解声称:
基础学科的研究是困难、渐进的,像核磁共振扫描技术中用到的输血和1800年代某本不起眼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里提到的输血方法一样。
我们需要大量的反复实验,才能推倒出足够有价值的结果。
这些无用的结果,才能铺垫出足够有用的结果。
但是这些堆砌的无用结果,纯粹是把方法进行微调,为了得到想要的数据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数据真的有必要让博士甚至是教授们来做吗?
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大量工作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学术界是否能够提供一些低端岗位给普通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术中来呢?
科学城完全的尊重个体,不是以论文为导向,更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方式,我认为是一个有利于科学家思考一些真正有价值问题的地方。”
其实论文为导向,所有科研人员追求的是发论文,而不是我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我想要探索真理,想要把对世界认识的边界推到更远的地方。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学术界的绩效考核,需要有一套机制去评估教授、研究人员和博士生的工作到底做的怎么样。
如果说科学是一颗参天大树,那么低的果实已经被前人采摘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大多都是非常难采摘的果实。
比如之前我把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思考出结果,可能只需要花三到五年时间,正好是一个博士从入学到毕业的周期。
我在这五年时间里,能够做出一个有价值的结果,发一篇有意义的论文,然后顺利毕业。
但是现在我同样要在大概五年时间里发表博士论文,但是低矮能够在五年里摘到的果实没了,其他的果实可能需要花十五年甚至更久才能摘到。
这时候又面临了毕业的时间压力。
那我只能选择一些没有意义但是能够发论文的结果来做。
然后博士毕业出来之后就是博士后,助教,几乎每个头衔都伴随着绩效考核和时间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好像越来越难做出好结果,大量没有意义的论文充斥着各类期刊。
科研的难度变了,考核机制却一直没有发生改变。
这个问题不是华国独有的问题,是全球学术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只是和华国相比好一些的地方在于,国外的学术界在毕业进入高校后,成为terack考察序列里的一员,这个绩效考核的压力不会很大。
同时你在完成之后,是真的能够拿到编制,成为终身教授的。
而国内定的绩效考核压力大不说,还有可能明明说好的考核任务,可能因为后面几年招到的青年教师更优秀,然后突然把给你的条件变了。
国外有两个岗位,那就招两个人,制定terack考核计划。
国内是有两个岗位,那我招两百个人,这两百个人好好厮杀吧,厮杀出来的胜利者,我还有可能再给换了。
这样的养蛊环境下,不搞数据修饰不搞唯论文论才怪呢。
你花时间去搞有价值的问题,那就等着三年时间没有做出结果然后被毕业吧。
科学城正式开始运行之后,申请人数里最多的就是华国人了。
科学城的考核机制对从养蛊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人来说,简直不要太容易。
而且对于华国的科学家来说,只要你成为了教授,是可以同时在多个地方任职的。
像西财经济学院之前的院长dybvig,拿了202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西财任职的时候每年就只来一个月。
而科学城的约束是非常弱的,几乎可以说没有约束。
他们可以在本国工作,想来狮城的时候再来。
科学城的研究员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准入资质,获得之后能够随时进入科学城,享受对应的福利待遇。
郑理并不在乎你是在哪里做出来的成果。
你在华国还是在阿美利肯,还是在英格兰做出来好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科学城都会认可。
当然这里的研究成果需要是你本人做的,你本人的贡献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由于最终的成果认证需要回科学城进行,早在十多年前郑理就弄了一套真相系统给华国用,更别说在自己的老巢了。
通过欺骗来侵占别人的学术成果,想要在人工智能面前蒙混过关,属于是想多了。
在2039年,很多大学或者机构,都会认可科学城给的判断。
也就是说他们学校等待获得编制岗位的青年学者,即便还没有完成相关考核任务,但是他们通过了科学城的考核成为了正式的永久居民。
那么高校或者机构会自动认可其获得编制,成为带编教师。
对于青年学者来说,也算是多了一条路。
高校养蛊卷不过其他卷王,也许能从科学城那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即便是华国,也能够给底层民众提供比较完善的基本福利保障。
同时服务业的工资大幅度提升,导致大多数人,工作三个月可以玩九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未来,他们能够每年只工作三个月。
其实也不是不考虑未来,依然会考虑未来。
只是他们把对未来的期待和幻想,放在了虚拟世界,希望借助剩下的九个月,在虚拟世界里有所收获。
这是华国的情况,其他发达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像北欧国家,不工作和工作没有太多区别,反正都是政府买单。
甚至一些激进的政客提出了,所有人都不应该工作,他上台之后大家需要付费才能上班。
至于钱哪里来,所有企业国家所有,然后少量雇佣第三世界的人来工作。
当然对于现在来说还太激进了,因为维持城市基本运转,还有一些服务业还是需要真人来做。
但是像外卖送餐,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声称将在五年内通过机器人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底层的生活质量前所未有的高。
也就还有大量华国人,秉信学习是唯一的出路,在学术道路上卷。
国外在学术这个领域上卷的,大多都是有钱人,要么是自发的兴趣爱好,要么是家庭的引导。
国外的上层家庭,敏锐的意识到,未来其实是人类传统权力阶层和外来法师共同分享权力。
法师,明面上也就只有梅林。
梅林表现出来的倾向,明显是格外推崇学术,所以他们试图在这一领域投入一些微不足道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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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科学家和这八个字的相关度并不高,由于大脑发达,他们的欲望甚至比普通人更加强烈。
尤其是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海洋文化和文艺复兴后的思潮演变,决定了他们是一定把自我感受放在首位。
至于国家民族观念,可能有,但是在自我利益面前,可以没有。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德意志科学家、前俄国的科学家在本国失败之后,被阿美利肯大批得招揽过去。
这些科学家在本国失败之前就陆续有投奔阿美利肯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
科学城最诱惑的待遇,除了延长寿命之外,还有就是有人工智能助理,能够帮你完成很多想法上的验证和论文编写。
几乎能够负责你一切的日常和研究工作助理,随着使用磨合,能够接近百分之百的理解你的意图。
对于醉心科研的人来说,他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探索未知的领域,而不是在一些琐事上。
全球每年申请成为科学城永久居民的人数连年激增,从第一年的两百万,到今年的两千万。
主要如果是自己申请,至少得是博士。
而郑理通过虚拟现实设备扫描判断出来的,真正具有潜力和资质的人才,则没有学历的要求。
从2000年之后,全球高学历人才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即便博士学位稀少,全球的博士人数依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光是华国和阿美利肯,每年新增的博士学位数量,都在七万个左右。
当然学位不等于能力,但是对于一个供不应求的岗位来说,设置一定的门槛还是有必要的。
大企业的岗位是否真的只有985、211能干得来?
显然不是。
光是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大型央企请的顶级咨询机构,像麦肯锡之流,为他们做企业转型改造。
其中的核心诉求,就是把企业业务拆解,拆解到即便自己把所有人换成中学毕业生,也能做得来。
所以越是大企业,它的业务越流水线标准化,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其实是更低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厂的代码要比小厂的代码维护起来更容易,因为大厂在代码编写上有自己的一套规范。
既然越是大型企业,工作内容反而越简单,那为什么要设置门槛?
因为想来的人太多,通过学历这一道显性门槛,来把不符合要求的个体筛选掉。
但是同样会有不用符合显性规则的神仙。
一般来说你在一份新人入职名单里,你看到一水的清华北大,然后中间夹杂这寥寥数个燕京本地二本,心里就应该有数了。
科学城设置博士作为门槛,倒不是岗位不够,而是因为这份工作待遇太好,又缺乏明显的管理考核机制。
科学研究是本身是厚积薄发的过程,如果你做的问题过于困难,即便每天思考,也可能一辈子没有结果。
像张益唐,他如果不是做孪生素数做出了成果,其实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
在科学城不会有什么所谓的三年非升即走,没有结果就需要走。
即便是三年的考核期,也只是让你说一下这三年来的一些思考和阶段性成果。
这三年的考核期是验证你具备能力和潜力,而不是说需要你发表什么文章,需要达到多少多少的影响因子。
这样的弱约束,从先天上就避免了,以结果为导向而无意义的科研。
科学城已经运营了大概五年时间。
在这五年时间里,外界对科学城的运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希望加入到科学城去,其中某位大牛在自己的个人博客里写道:
“我很想去狮城的科学城工作。
科学城的待遇和特殊环境,只是我想去的因素之一,但是不是决定性因素。
真正让我希望去科学城工作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考核机制,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在现代的学术体系里,是完全的结果崇拜。
没有人会在乎你中学时候的成绩,没有人会在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可能唯一有点用的,是你在博士阶段跟的是哪个导师。
大家在乎的是你发表了什么论文,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影响因子是多少。
至于这些论文本身是否有意义,反而没有多少人关心。
每当一个新的方向被发现的时候,所有人关心的是这个方向又能发多少论文,然后能够在其中获得多少好处。
至于真理,科学本身的精神没有多少人关心。
大多数科研人员们追求的是写一篇能够被接受发表的论文,而非做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虽然实际上大多数论文确实没有实际用途,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这样的现象正在越来越普遍,追求真理的精神正在逐渐丧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人被迫大量撰写科学着作,那么他的学术生涯会产生知识肤浅的风险。
我在各类学术论坛中接触过非常多才华横溢的研究员,他们的思维逻辑非常敏锐,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们能够跟上的我思路,并且给我一些很有启发的建议。
但是回去之后我翻了翻他们的论文,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都没有意义,只是数字的无聊堆砌。
他们的论文和他们个人本身给我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
类似的指责在这些年里层出不穷,虽然学术界一直为这种批评声辩解声称:
基础学科的研究是困难、渐进的,像核磁共振扫描技术中用到的输血和1800年代某本不起眼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里提到的输血方法一样。
我们需要大量的反复实验,才能推倒出足够有价值的结果。
这些无用的结果,才能铺垫出足够有用的结果。
但是这些堆砌的无用结果,纯粹是把方法进行微调,为了得到想要的数据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数据真的有必要让博士甚至是教授们来做吗?
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大量工作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学术界是否能够提供一些低端岗位给普通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术中来呢?
科学城完全的尊重个体,不是以论文为导向,更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方式,我认为是一个有利于科学家思考一些真正有价值问题的地方。”
其实论文为导向,所有科研人员追求的是发论文,而不是我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我想要探索真理,想要把对世界认识的边界推到更远的地方。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学术界的绩效考核,需要有一套机制去评估教授、研究人员和博士生的工作到底做的怎么样。
如果说科学是一颗参天大树,那么低的果实已经被前人采摘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大多都是非常难采摘的果实。
比如之前我把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思考出结果,可能只需要花三到五年时间,正好是一个博士从入学到毕业的周期。
我在这五年时间里,能够做出一个有价值的结果,发一篇有意义的论文,然后顺利毕业。
但是现在我同样要在大概五年时间里发表博士论文,但是低矮能够在五年里摘到的果实没了,其他的果实可能需要花十五年甚至更久才能摘到。
这时候又面临了毕业的时间压力。
那我只能选择一些没有意义但是能够发论文的结果来做。
然后博士毕业出来之后就是博士后,助教,几乎每个头衔都伴随着绩效考核和时间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好像越来越难做出好结果,大量没有意义的论文充斥着各类期刊。
科研的难度变了,考核机制却一直没有发生改变。
这个问题不是华国独有的问题,是全球学术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只是和华国相比好一些的地方在于,国外的学术界在毕业进入高校后,成为terack考察序列里的一员,这个绩效考核的压力不会很大。
同时你在完成之后,是真的能够拿到编制,成为终身教授的。
而国内定的绩效考核压力大不说,还有可能明明说好的考核任务,可能因为后面几年招到的青年教师更优秀,然后突然把给你的条件变了。
国外有两个岗位,那就招两个人,制定terack考核计划。
国内是有两个岗位,那我招两百个人,这两百个人好好厮杀吧,厮杀出来的胜利者,我还有可能再给换了。
这样的养蛊环境下,不搞数据修饰不搞唯论文论才怪呢。
你花时间去搞有价值的问题,那就等着三年时间没有做出结果然后被毕业吧。
科学城正式开始运行之后,申请人数里最多的就是华国人了。
科学城的考核机制对从养蛊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人来说,简直不要太容易。
而且对于华国的科学家来说,只要你成为了教授,是可以同时在多个地方任职的。
像西财经济学院之前的院长dybvig,拿了202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西财任职的时候每年就只来一个月。
而科学城的约束是非常弱的,几乎可以说没有约束。
他们可以在本国工作,想来狮城的时候再来。
科学城的研究员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准入资质,获得之后能够随时进入科学城,享受对应的福利待遇。
郑理并不在乎你是在哪里做出来的成果。
你在华国还是在阿美利肯,还是在英格兰做出来好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科学城都会认可。
当然这里的研究成果需要是你本人做的,你本人的贡献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由于最终的成果认证需要回科学城进行,早在十多年前郑理就弄了一套真相系统给华国用,更别说在自己的老巢了。
通过欺骗来侵占别人的学术成果,想要在人工智能面前蒙混过关,属于是想多了。
在2039年,很多大学或者机构,都会认可科学城给的判断。
也就是说他们学校等待获得编制岗位的青年学者,即便还没有完成相关考核任务,但是他们通过了科学城的考核成为了正式的永久居民。
那么高校或者机构会自动认可其获得编制,成为带编教师。
对于青年学者来说,也算是多了一条路。
高校养蛊卷不过其他卷王,也许能从科学城那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即便是华国,也能够给底层民众提供比较完善的基本福利保障。
同时服务业的工资大幅度提升,导致大多数人,工作三个月可以玩九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未来,他们能够每年只工作三个月。
其实也不是不考虑未来,依然会考虑未来。
只是他们把对未来的期待和幻想,放在了虚拟世界,希望借助剩下的九个月,在虚拟世界里有所收获。
这是华国的情况,其他发达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像北欧国家,不工作和工作没有太多区别,反正都是政府买单。
甚至一些激进的政客提出了,所有人都不应该工作,他上台之后大家需要付费才能上班。
至于钱哪里来,所有企业国家所有,然后少量雇佣第三世界的人来工作。
当然对于现在来说还太激进了,因为维持城市基本运转,还有一些服务业还是需要真人来做。
但是像外卖送餐,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声称将在五年内通过机器人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底层的生活质量前所未有的高。
也就还有大量华国人,秉信学习是唯一的出路,在学术道路上卷。
国外在学术这个领域上卷的,大多都是有钱人,要么是自发的兴趣爱好,要么是家庭的引导。
国外的上层家庭,敏锐的意识到,未来其实是人类传统权力阶层和外来法师共同分享权力。
法师,明面上也就只有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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